福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力平来岚:积极推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对于行政科室副职的任职经历，唐非现在能回忆起的，只剩下天天忙忙碌碌。

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孔子讲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不知其言，何以知其为人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社会上普遍形成志气销沉、思想萎缩、缺乏生机的局面。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人才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

讲学应当说明什么是善政，什么是恶政。如今无论是从人才发展的需求还是从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来看，都需要重新评价个人主义，要看到人权在本质上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当薄熙来同他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时（标志性事件是落在王立军脸上的重重一记耳光），王立军不但仕途已经终结，更是性命难保。

他还组织专家研讨重庆打黑模式。生产"大会战"是毛泽东时代最常见的场面，各式各样的运动更是在大陆中国不间断地上演。运气、能力从来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进入专题： 王立军 。

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决定一个人成功入室的最为重要、重大、关键的因素，是他有不有能力进入某位主要领导人和大人物的"生活圈子"。

另一类政党，如中国国民党和南非国民党，它们从自利党完成了向正常政党的转变，展现了人类精神值得信赖的一面和向善的巨大潜能。打击黑势力的重点领域由此从商界转向警界内部，成批的警员从警察队伍中清洗出去。王立军除了他参与谋杀英国商人和躲进外国领事馆脱离了常轨外，其他的职务行为都属于官场常规动作，只是他做的比一般官员做得更加出色。王立军不同，他集大人物和小人物于一身，我们从他身上既可以感受到作为直辖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气焰高涨的权势，又可以体会到他作为恩主家奴的卑微。

作秀是近20年中官场最常见的政治技能，珍重政绩表演是官员获得升迁相当重要的一种游戏。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不难想象，有时在表面的低调下则是隐藏着胆大妄为的腐败。

从体制内的观点看，以体制内的价值观衡量，王立军完全是一位优秀干部，他获得体制内的大量荣誉和激赏乃实至名归。它也是官员喜欢使用的推动工作的法宝。

一时间，有专家学者乐意为他效劳，热情洋溢地讨论和颂扬"立军新政"，有中央级的大型媒体主动为他服务，有数十所高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纷纷聘请他担任教授。对于熟知体制特点的我们，认为王立军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个体制的人，就无法理解王立军的成功。

警察使用刑讯逼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王立军的刑讯逼供更有效率。王立军的过人之处，就是把官场通用的政治作秀技巧发挥到极点。许多官场通行做法，诸如弄虚作假，伪造民意，捏造政绩，封杀真相，以言治罪，王立军都如法炮制。一二百年来，在竞争执政权的过程中，政党活动产生了一套与公众期待相一致的政治伦理，包括：把促进国家利益作为共同准则，党内对一套共同原则的认同，党派竞争超脱卑劣自私的宗派斗争，允许分歧和宽容异见，以坦荡与和平的方式争取权力，尊重少数的权利，政治与财富相分离等等。重大的政策部署都以运动的形式展开。在当代中国仕途的跋涉中，某些能力特别重要，要而言之就是适应体制的能力。

王立军冲冠一怒的治警风暴和打黑行动轰动全国，打黑英雄王立军的名字在各类媒体上占据着显著位置。一般地说，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宣传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都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分享决策的最高权力。

凡权力所及的地方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他们所有能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是他们的表演道具。生活圈子远比单纯的"工作圈子"重要，只有生活圈子才构成真实的权力圈子。

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他不但拥有一大堆诸如"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等非凡的荣誉称号，更是一路官运亨通。

官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必须引入民主选举和竞争，把选择权交给人民，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陈永贵、王洪文、张铁生是另一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在那个变幻莫测、但又定于一尊的时代才能造就，随着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的谢幕，他们的政治人生也就谢幕，他们独一无二的成功也不会再现。对于唯一他无法控制的网络，他便采取官方通行的渗透办法，即组建庞大的网评员队伍冒充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赞美重庆警方的"正面信息"。他所进入的圈子的高低，决定他在仕途上能获得的职务的高低。

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快速出击、异地关押、刑讯逼供、短期内摧毁大量犯罪团伙，是他多年职业生涯中打出声威、警威的基本招数。

王立军却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

反腐败、官员财产公示是恢复分配正义最低要求，但无法以此推动政治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官制改革作为最低限度的起点--它也是戊戌变法的起点。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它们将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悲剧被铭记下来。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彻底屏弃了这套伦理规范，排斥党派竞争，消灭自由，打击异己，后者则完全沦为一个腐败的特权利益集团，而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比起靠花大把钱财买来的高位，他的自我奋斗显得不同凡响。

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他全面利用公民的金融、电信数据信息编织一张覆盖全市的监控网，并实施非法窃听活动。

王立军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信任体制但又尽力维护着体制，目的只是从体制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自我利益。

圈子一环扣住一环，他既有向上的圈子，也有向下的圈子，他依附于人，是上司的心腹，同时也被人依附，有自己的心腹。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